不无巧合的是，西方文艺批评的发展也正面临着某种“失语症”般的迷茫与困惑。到了福柯、德里达们占尽风光的后结构主义时代，一切中心结构关系和价值系统都已彻底破坏，批评似乎踏上了最后边界，理论距离生存越来越遥远。

　　但这决非与中国画批评困境性质相同的反映。西方的困境缘于理论探索的超速发展，缘于超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阈值衰减，缘于文化精英们孤身冒进而引起的流通语言的丧失。若以一言蔽之，则西方主要困于本体论原因，而中国主要困于社会学因素。后者的问题固然反映在传统理论体系与现代艺术生存方式的不相适应性，但这种不适应的根源，却来自于现代艺术生存方式的西方主义影响，来自于中国人有意无意并且持续不断地用外输理论假设消融了中国理论的具体特点及存在依据。

　　在民族的独立解放已成为现实，文化上的多元共生正被广泛承认的当今世界，东西方的政治冲突逐渐向着文化冲突转化。伴随国际间信息化和商品化交往方式的快速进程，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处境将使中国画批评濒临愈加严重的危机局面。它一方面会因本土传统受到西方传播中心的冲击而日益降低其在本民族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已变或未变的传统，又因其缺乏有效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力度，处于国际交流的边缘位置而备受冷遇。就像油画和中国画的拍卖价差距天壤一样，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在承认文化多元化的表面共识中，实际上包含着用西方式的价值观念来理解和判断第三世界文化的潜在因素。当然，任何一种文化所获得的生存权和传播权，都受到它所依托的经济、政治、人才和传媒发展等综合国力的影响，不恰当地强调民族特性作为自我保护的手段无异于作茧自缚。不过必须清醒地看到，第一世界文化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想象为永恒的、科学的真理，并以其缺少对话和反驳的“世界主义”态势君临天下之时，不仅中国人需要以弘扬传统作为自我生存的策略保障，更重要的是，只有重构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第三世界文化在当今世界上的平等地位，将其绵延了千万年的种族情感和理论话语作为这个共同拥有的星球借以充实和活跃的新契机，第一世界文化的偏见与迷误才有希望消除，世界文化也才有可能从它所特有的困境中走出来。

　　重构中国画批评借以保持本体特性的形而上精神，是20世纪中国画批评的发展困境留给我们的历史课题。这种形而上精神，从纵向上看，必须具有历史的时间的深度，并且凝聚为有助于社会协调和升华的价值符号，其有别传统形而上精神之处，在于变出世为入世，将遵循学术良心、捍卫理论见解、尊重和维护人的独立品格视为至上意义;从横向上看，它既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又克服了盲目的反传统情绪，而以不妥协的独立性面对当代文化和当下经验的现实，其与西方形而上精神的重要区别，在于保持敏锐的批判性和对生存异化状态之反抗的同时，以努力消除“后殖民主义”文化处境为己任。对于目前的中国画批评来说，其本体性不是集体创造或者群体规范，而存在于批评家个体不断推进、不断生长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批评实践之中，因此必须首先面对一个人格完善的精神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中国画批评的文化指向和精神指向将会逐渐广泛深刻起来，那失去了的历史主义态度，那肢解了的方法论，那疲沓支离、缺乏张力的内结构方式，将会在日益增多的批评个体与当下文化的表层化和流行性拉开距离的自觉行为中得到再造和新生。

　　卢甫圣｜亦署辅圣。 艺术家、美术史论家、出版人、文化学者。浙江东阳人，现居上海。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朵云轩总经理，同时兼任《书法》、《朵云》、《艺术当代》、《公共艺术》等刊物主编，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校博士生导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著有《天人论》、《书法生态论》、《中国文人画通鉴》、《中国画的世纪之门》、《中国文人画史》等专著。